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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为何是历史上最大的寄生者——汉斯·赫尔曼·霍普访谈整理稿

汉斯·赫尔曼·霍普从自己的左翼青年时代谈起，解释东德经验、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怎样改变了他；随后沿着分离权、国家垄断、养老金、货币、战争、迁徙、教育与政商关系，一步步说明他为何把国家称为“历史上最大的寄生者”。
从“六八一代”的左翼青年说起
在正式进入问题以前，霍普先说几句自己在德国成长的经历。霍普中学毕业、开始大学生活时，正赶上通常所说的1968年学生运动。那个年代，年轻知识分子的主流姿态当然是做一个左翼人士，霍普也不例外。霍普的博士导师是著名哲学家尤尔根·哈贝马斯。不过，到写博士论文时，霍普研究的内容已经不再属于马克思主义。真正促使霍普离开左翼的，并不是某场抽象的学院争论，而是东德给霍普的直接经验。
霍普的父母是东德难民，战争结束后到了西德，但霍普一家还有许多亲戚留在东德，因此霍普经常随家人去探望他们。霍普在那里看到社会主义造成的经济灾难：各种商品匮乏，房屋和设施不断损坏，整个生活环境都显出无人照管的样子。生产资料属于国家，个人没有稳固的私有产权，自然缺少维护和改进财产的动力。
最初，霍普还没有完全明白这种失败的根源。霍普有一段时间仍觉得中央计划听上去很合理：让一群聪明人预先规划生产，似乎比让每个人自行决定更有秩序。后来霍普才逐渐认识到，创造财富必须有私有财产，而且不只是住宅等生活财产，也包括商业财产和生产资料。只有生产要素能够交换并形成价格，人们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，判断一项事业是在盈利，还是会持续亏损。没有这种价格和责任结构，中央计划者掌握再多统计数据，也无法代替市场中的真实选择。
从弗里德曼、哈耶克到米塞斯
霍普开始阅读越来越多非左翼的著作。最早影响霍普的是米尔顿·弗里德曼；当时在公共舆论中，他大概是最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。霍普一度可以算是“弗里德曼派”。但霍普很快发现，他仍然把安全、军队、司法，尤其是货币，视为必须由国家提供的服务；在他的框架中，中央银行仍是一项重要制度。因此，霍普那时只是一个最小国家论者。
接下来霍普读到弗里德里希·奥古斯特·冯·哈耶克。霍普觉得哈耶克比弗里德曼更博学，也更具思想上的完整性；但在国家应当和可以承担哪些职能的问题上，他所作的妥协甚至更多。霍普是在哈耶克著作的脚注中发现路德维希·冯·米塞斯的。米塞斯是霍普所见过最一贯的最小国家论者。他仍主张由政府提供军队和司法，却反对中央银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允许无限分离：如果人们不愿继续属于德国、美国或葡萄牙，一个小到村庄规模的单位也应当能够宣布独立。
这项原则一旦推到底，结论就已经接近无政府主义。如果村庄可以退出，为什么个人不能退出？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脱离垄断组织，那么各种产品和服务原则上都能由独立的私人组织提供，国家也就不再是逻辑上不可缺少的例外。真正把这一步走到底的是米塞斯最重要的学生之一穆瑞·罗斯巴德。霍普读过罗斯巴德以后才成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。他的论点非常直接：国防、警察和司法同样可以由私人机构提供，而且私人机构必须面对竞争，所以有理由比依靠税收生存的垄断机构做得更好。访谈开始前，霍普开玩笑说，希望这次谈话能让葡语世界的读者对霍普的著作产生兴趣；毕竟霍普的一些作品已有葡萄牙语译本，霍普当然希望大家在看完节目后去买书。这句玩笑也颇符合整场谈话的风格：严肃论证之外，霍普并不介意把自己的利害关系说在明处。
如果警察和法官不必面对竞争
私人警察若不能有效保护客户，就可能被另一家安全服务机构取代；税收供养的警察即使表现很差，居民通常也不能停止付款。竞争不会保证人永不犯错，却会让错误产生后果，并给消费者保留替代选择。司法上的问题更明显。假如公民与国家机构发生冲突，最后负责裁决的该法官也由国家支付薪水，那么裁决结果往往可以预料。美国有人研究过公民投诉警察不当对待的案件；霍普在访谈中概括称，国家法官在压倒性多数情况下站在国家警察一边。说到底，这像是让同一家公司的雇员裁决公司与顾客之间的争议。若法官之间能够竞争，一个长期被认为偏私或不诚实的法官就会失去案件和信誉。这里的要点不是私人法官天然圣洁，而是没有任何裁判者应当垄断最终裁判权，同时又裁决涉及自身雇主的纠纷。
列支敦士登：小国为什么更受约束
霍普认为现实中最接近其理想的地方，大概是列支敦士登。它只有约四万居民，由几个村庄组成，既有民主因素，也有君主制因素。亲王不像普通国家官员那样依靠税收领取收入，而是拥有自己的产业和收入来源，并以此承担一部分公共事务。居民若以极大多数决定不再需要亲王，也可以将其罢免。更关键的是，即使列支敦士登已经如此之小，内部各村仍保有分离权：可以选择加入邻近的奥地利或瑞士，也可以成为独立实体。据霍普介绍，还没有村庄真正这样做。主持人笑着说，那是因为居民很满意；这正说明可信的退出权本身就能约束统治者。
小国若虐待居民，人们比较容易离开。世界国家则恰好相反：如果全世界实行同一套税制和规章，你便再也不能“用脚投票”。你或许还能为了天气搬家，却无法逃离同一种政治制度。因此，霍普不赞成欧洲不断“协调”各国规则、消灭制度竞争的方向。霍普宁愿看到一个由一千个列支敦士登组成的欧洲。单位越小，权力越有限；一个地方若把税率提得远高于邻居，就必须眼看居民和资本真的迁走。
瑞士也在中央化，政客有自己的算盘
瑞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分权。各州之间仍有竞争，居民也会从高税州迁往低税州。但瑞士同样存在中央化趋势，越来越多州权被转移给联邦政府，一些联邦政治人物还希望加入欧盟。为什么？不要只听宏大的欧洲理想，也要看政治人物的个人激励。对靠税收领薪的官员来说，欧盟意味着更高的工资、更多国际会议、更多旅行机会，以及更显赫的身份。他原来只是瑞士或某个小州的重要人物，到了布鲁塞尔，却突然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人物。对政治家自身而言，中央化当然很有吸引力。这不是说每个支持中央化的人都出于同一种动机，而是说制度会系统地奖励扩权者。地方分权让官员更接近承担成本的人；层级越高、范围越大，决策者越容易把成本摊给看不见的公众，同时把地位和利益留给自己。
征税、垄断裁判与印钞：国家的三件武器
国家这种组织有三个显著特征。第一，它拥有征税权；第二，在任何冲突中，它或它雇用的人最终决定谁对谁错；第三，它控制一家可以凭空创造纸币的银行。想象你是中央银行行长，你会怎么做？当然是印更多的钱。更有趣的是，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拥有的“朋友”比想象中多得多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握着魔杖。围绕行长的人会提醒他：既然能够为自己买奔驰或宝马，也可以顺便照顾朋友。
大企业自然明白，与政府中的权势人物做朋友很有好处。国家不仅会不断创造货币，也会提高税收、扩大机构。一个官员原来只有一位秘书，很快便可以要求第二位秘书，再给第一位秘书配一名副秘书。于是国家雇员和国家依附者不断增加，靠生产消费者自愿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谋生的人，比例却不断下降。当多数人受雇于国家，或在收入上依赖国家，制度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。退休者对国家养老金的依赖，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。
养老金为何是一场庞氏安排
欧洲和美国的公共养老金，通常不是劳动者年轻时为自己积累并投资一笔资本，年老后再靠这笔资本生活。退休者领取的款项，来自政府对仍在工作的劳动者征收的税费。领取者越来越多、缴纳者越来越少，体系就会失去平衡。德国在19世纪末建立这类制度时，平均预期寿命不到六十岁，而人们要超过六十岁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。换言之，缴款者很多，活到领取年龄的人却相对较少。今天情况完全不同：退休人口庞大，缴款人口的基础则不断缩小。
西方国家的出生率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；访谈中提到，维持人口大致需要每名妇女约2.1个孩子。政治家为“挽救”养老金提出的宏大方案，是从其他地方输入大量年轻人口。但这并不会自动增加缴款者。许多新移民一开始不被允许工作，只能领取补助；几年后即使取得工作许可，也常进入低技能岗位，对养老金体系的净贡献有限。按照霍普在访谈中的判断，这一政策没有解决原问题，反而带来了新的社会成本。因此，霍普把现收现付的养老金称为庞氏安排，并主张废除它，转向以真实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养老制度。这里的“庞氏”不是一句修辞：早期领取者的给付依赖后来者持续缴款，而账户背后并没有足以兑现全部承诺的私人资本。
美国并非“纯粹资本主义”，中国家庭仍保留另一种责任
美国常被描绘成与欧洲截然不同的自由市场社会。霍普20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时，也曾以为那里是“纯粹的资本主义”。但霍普很快发现，美国走的是同一条路，只是大约落后欧洲十年：联邦权力不断从各州手中收走，福利计划越来越多，养老金同样采用代际转移的办法。
主持人谈到自己连续十五年访问中国的观察。他认为，中国当然存在严密控制，也不具备完整的自由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及个人照料自身生活的压力，某些方面反而比欧洲更强；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似乎也比欧洲的发展阶段晚得多。霍普赞同其中关于家庭的观察。中国家庭至今仍承担比当代欧洲家庭更重要的作用。传统安排是父母在孩子年幼时照顾孩子，孩子在父母年老后照顾父母；帮助需要照料的人首先是家庭事务。高度发展的福利国家却会削弱这种家庭团结：照顾父母不再被看作子女的义务，而被交给国家。国家接管一种责任，并不只是多提供一项服务，也会改变人们对彼此责任的理解。
最自由、最富裕的国家，也可能成为最大的帝国
中央化并不只发生在一国之内，也发生在世界范围内。霍普逐渐形成的一个判断是：内部相对自由的强国，反而可能成为最危险的国际中央化力量。美国允许本国居民享有比许多国家更多的经济自由，因此积累了更多财富；而财富又为对外扩张提供了资源。国家尤其容易好战，因为发动战争的人不必独自支付战争成本。如果两个私人主体发生冲突，双方必须拿自己的钱应付；国家却可以征税、举债、征兵，把费用和生命代价转给没有发起战争的人。战争可能不符合纳税人和士兵的利益，却符合掌权者的利益。
霍普在访谈中对20世纪战争给出了非常尖锐、也极具争议的解释。美国并未受到欧洲战事的直接威胁，地理上又有两大洋保护，却被英国说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并决定性地改变了战局；霍普认为其后果不是自由的胜利，而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。美国后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霍普同样认为德国当时没有进攻美国本土的现实计划；战争结果之一，是半个欧洲落入共产主义统治，美国则成为最高国际强权，西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它的附庸。这些解释是霍普在采访中提出的观点。理解论证的关键，在于霍普把战争与国家的激励联系起来：国内自由创造财富，国家机器却可能把这些财富动员到国外，并让普通人承担扩张成本。
海外基地、北约与墨西哥火箭的反问
看看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拥有的军事基地。主持人说，数字可能达到八百座；霍普的表述更谨慎，只说有数百座、遍布各地。反过来想，如果德国、意大利或葡萄牙在美国本土到处驻军，美国人会把这看成友好保护，还是无法接受的侮辱？冷战结束后，美国没有收缩北约，反而继续向东推进。霍普在采访中提到波兰、原捷克斯洛伐克地区和波罗的海国家，继而谈到在乌克兰部署军事设施和火箭的前景。霍普认为，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全球性的帝国冒险；乌克兰战争也不能只用“俄罗斯突然无缘无故扩张”来解释。
霍普反问：假如中国把火箭部署到墨西哥，离美国只有很短的飞行距离，美国会怎样反应？它不会平静地承认这是中国和墨西哥的“主权选择”，而很可能立即对墨西哥采取军事行动。这个思想实验并不是要证明俄罗斯所做的一切都正当，而是要求对不同国家使用同一项安全标准。
美国还对居住海外的本国公民征税。采访中霍普提到，境外收入超过大约十万美元时，美国公民仍可能承担美国税务义务。军事实力、跨境征税和美元体系结合在一起，使美国权力伸出本土之外。若俄罗斯和中国也像葡萄牙、德国那样容纳美国军事设施并普遍使用美元，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才会接近完整；在霍普看来，俄罗斯与中国正是这一目标尚未跨过的两道障碍。
中国崛起、多极格局与无人机战争
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难以击败的竞争者。美国商店里的大量商品由中国生产，军事力量又必须由能够运转的经济支持。因此，即使主持人认为美国军事上仍是第一，霍普也怀疑它是否真有能力打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。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也不太可能被彻底击败，国际格局由此趋向多极，而不再是冷战结束后一家独大的局面。战争技术本身也在变化。无人机和导弹削弱了昂贵大型平台的决定性。美国巨型航空母舰过去是力量象征，在波斯湾却可能受到伊朗导弹的严重威胁。几十年前决定胜负的装备，今天未必仍有同样价值。不能只数航母、飞机和军费，就断定谁必然赢得下一场战争。
个人还能做什么：说出来，改变公共舆论
面对这些庞大力量，个人能做什么？霍普给出的答案并不浪漫：霍普能做的主要是把事情说出来，向别人解释霍普看到的机制。没有任何国家能在完全失去公众支持的情况下长久存在，因此公共舆论仍然重要。德国政府支持乌克兰，并考虑恢复一度废除的义务兵役，却遇到公众抵制。许多反对者表示，他们不愿替政府参战，与俄罗斯人也没有私人仇怨；乌克兰本身高度腐败，数百万乌克兰人已经离境躲避征兵，因此德国人更不应被强迫参战。当这种抵制增长到一定程度，政府便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所有计划。霍普并不十分乐观。但只要人们仍被允许说出这些话，一个诚实的人就应当说。遗憾的是，表达空间也在缩小：人们会因为说了什么受到惩罚，有时甚至会因为被认为“想了什么”而受到追究。
中央化和分权化同时进行
现代交通和通信让人们移居国外后仍较容易保持家庭联系，这会不会让国家之间的竞争成为中央化的障碍？当然可能。现实中有两股力量同时运转：一股趋向中央化，另一股趋向分离。各地存在分离运动，也有人尝试建立自由城市。哪一股力量最终占上风，很难预测；也许两者会长期并存，让人们在不同制度世界之间寻找落脚点。不过，在欧盟内部迁移并不总能带来很强的制度选择，因为成员国之间的税收竞争已经受到许多限制。瑞士仍有明显吸引力：移居瑞士的德国人多于移居德国的瑞士人，原因并不神秘。
退籍税：国家给“用脚投票”设置的价格
主持人随即提到退籍税。美国过去相对容易放弃护照，一些富有的美国人为了摆脱美国税负，移居新加坡、香港等地，并放弃美国国籍。后来美国对这类退籍者征收相当沉重的税，其他国家也开始模仿。这里谈的不是普通旅行意义上的“离境”，而是放弃美国护照和税务身份，因此这里采用“退籍税”。它揭示了一场制度竞争：个人试图离开高税管辖区，国家则提高退出成本，防止可移动的税基流失。
仍有一些地方可以让人逃离本国税收和管制，但迁移能力分配得并不平均。富裕、职业流动性高、家庭牵绊少的人更容易搬到遥远国家；有孩子、学校关系、亲友网络和本地事业的人则困难得多。采访借用了“anywheres”和“somewheres”的区分：前者几乎可以在甲国和乙国以同样方式生活，后者深深依附于某个具体地方。制度退出对前者是一项选择，对后者往往只是一项纸面权利。
黄金签证也是国家之间的生意
霍普主张增加可供人们迁移的地方，让人可以逃离本国的压迫。主持人说，这本身也可以成为国家的商业模式。欧洲国家确实尝试向外来富裕人士提供居留或公民身份：葡萄牙有黄金签证，马耳他曾出售公民身份，塞浦路斯也有类似计划。但价格不断上涨，计划被收紧甚至取消，背后有欧盟施加的压力。若太多富人去了葡萄牙，他们就没有去德国；欧盟官僚因此不愿看到这种竞争。小国通过较优制度吸引居民，本来会迫使其他国家改进；“协调”却把竞争本身当成需要消除的问题。
大学如何资助经济学无知
要改善公众的经济理解，首先应看到经济学无知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。国立大学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很大程度上由左翼控制。霍普主张削减这些院系的公共资金，同时保留工程、物理、化学等学科。主持人问：“也包括哲学吗？”当然包括哲学——那正是霍普学过的领域。这是一次有意的自嘲。哲学、历史或其他人文学问可以很有价值，也总会有人对此感兴趣；但兴趣应当成为个人的志业，不能自动变成强迫纳税人为庞大院系买单的理由。人们不应期待政府强迫公众支付巨额费用，再让大学向学生讲述同一种左翼故事。另一个提高经济素养的入口是货币。人们可以从中央银行与通胀的危险开始，理解为什么应当允许个人自由选择货币，让货币领域存在竞争。
比特币、黄金与企业家判断
比特币受到讨论，说明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政府货币的问题。霍普在采访中明确说，霍普不是比特币专家；霍普没有在这里比较比特币协议与黄金货币史，也没有断言某一种资产必然获胜。霍普的观察只是：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注意到通胀的危险，看到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，因此寻找保存自身财富的出路。有人选择比特币，有人持有黄金、白银或其他硬资产、稳健货币。
这股趋势反映出公众正在理解“政府生产货币”的危险。核心不是宣布某项资产具有魔法般的保值能力，而是恢复选择：持有人可以退出一种不断贬值的货币，不同货币和资产必须争取使用者，而不是依靠法律垄断。黄金和比特币并不相同，也都不能替代企业家判断。
家庭懂得节制，政府经济学却教人反着做
扎实的经济教育是政府的敌人，因为政府从头到尾都倾向于忽视经济约束。一个普通人若失去工作或工资下降，会怎么办？他会增加储蓄、削减支出，避免举债到无法偿还的程度，并希望月底拥有的钱多于月初。政府却正好相反。公共债务年复一年增加，因为作出借债决定的政治家不必亲自偿还；他们把债务外部化给未来世代。几乎找不到哪个政府像谨慎家庭那样，每月比较收入与支出并主动留下结余。
大学里的宏观经济学还经常教人违背家庭所知道的常识。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典型说法是，对家庭有利的节制，对整体经济反而有害；经济陷入衰退时，应当刺激消费。但家庭若陷入严重困境，合理行动不是扩大消费，而是缩减消费。霍普由此追问：为什么把许多家庭加在一起，同一种约束便突然消失了？
所有者、看管人和长期视野
随后话题转向长期视野和时间偏好。父母拥有房屋和财产，可以出售，也可以传给儿女；他们往往希望下一代继承一个状况良好的家。私人所有权把今天的决定与未来价值连在一起。公共财产的看管人则不同。他在任期内可以利用资源，却不能把它合法出售为自己的资本，也不能指定继承人。霍普让听众设想两个人各自管理一栋房子：一人是可以出售和传承房屋的所有者，另一人只是不能出售、不能传给家人的临时看管人。两者显然不会以同样方式维护房屋。答案显而易见。看管人有动机在最短时间内取出尽可能多的利益，哪怕房屋最后成为废墟。这也解释了霍普在共产主义国家看到的普遍破败。问题不必归结为某些人品德特别恶劣；同一个人在不同产权结构下，会面对不同的时间视野和奖惩。
“私人奴役更有效率”：一个刻意令人不适的比较
霍普还注意到，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预期寿命一度下降，而西方国家总体上升。由此霍普提出一个极端比较：公共奴役与私人奴役。共产主义国家限制人们离开，东德甚至用围墙阻止居民逃走；政府还可以指定每个人从事什么工作。官方因此可以宣称没有失业，但代价是个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被当成国家支配的资源。
美国历史上的私人奴隶同样不能逃跑，这是毫无疑问的罪恶。但奴隶主可以出售奴隶，因此至少有保存其市场价值的自利动机；正如牲畜所有者通常希望奶牛长期产奶，而不是立刻把它耗死。公共看管人并不拥有未来价值，更可能尽快榨取资源。所以霍普说，“私人奴役当然比公共奴役有效率得多”。这句话不是为奴隶制辩护，霍普在采访中立即作了明确否认。它是一种故意令人不舒服的思想实验：即使在奴役这种邪恶制度中，所有权与看管权的差别仍会改变资源保存的激励。换成一群牛羊也是一样——所有者倾向于让它们长期提供收入，临时看管人则可能尽快挤奶，甚至直接送去屠宰场。
政客是寄生者，但富商不自动代表市场
人们不应只是被动接受现状，而应当公开反对这些制度，让人们知道政客的制度角色是什么：他们靠别人的钱生活，用别人承担的成本做有利于自己的事。因此，霍普把政客称为寄生者。但批评国家，不等于人们必须为每个成功商人辩护。许多大企业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其产品的主要乃至唯一买家就是政府。政府掌握比任何私人主体更多的可支配资金；若它成为一家企业的主要客户，这当然是商人梦寐以求的生意。小企业通常更希望限制政府，大企业却往往更亲近政府。
判断富人时，不应只问他有多少钱，而应问他怎样变得富有。埃隆·马斯克广受崇拜，但特斯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电动车补贴；SpaceX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重要承包商。这不能简单算作纯粹的自由市场成功。霍普过去与彼得·蒂尔有过一些来往。他邀请过霍普，霍普也一度认为他是坚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；他读过霍普的民主问题著作。后来霍普发现并非如此。他最成功的公司之一Palantir，主要客户正是政府、警察和情报机构，它们用该公司的系统监视公民。使这家公司富裕起来的，很大一部分是纳税人的钱。
阿尔迪、利德尔一类零售企业则不同。它们的所有者同样非常富有，但财富主要来自向消费者提供商品。政府也许会去阿尔迪买几盒饼干，可阿尔迪显然不是靠这几盒政府采购致富。服务消费者而致富，与凭借政府合同、补贴和特殊关系致富，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现象。这也把全文带回“企业家判断”的真正制度条件。市场企业家必须拿自己的财产判断消费者将来愿意购买什么，判断错误便承受亏损；依附政府的商人则可以把精力用于争取补贴、合同和监管优势，让纳税人承担结果。评价商业成就，不能只看技术和规模，也必须看收入究竟来自消费者自愿选择，还是国家强制筹集的资金。
结语：给退出、竞争和责任留下空间
贯穿这场谈话的，并不是一份保证所有问题都会消失的乌托邦方案，而是同一个制度判断：作出决定的人是否承担后果？服务提供者是否面对竞争？个人能否拒绝、退出，并选择别的安排？国家通过征税取得收入，以自己雇用的法官裁决涉及自身的冲突，又通过中央银行扩张货币；它还能把养老金、债务和战争的成本推给后来者或局外人。权力范围越大，受影响者越难退出，决策者承担的责任越少。
因此，霍普主张把权力向下拆分：允许分离，鼓励小国和地方制度竞争；让安全、司法和货币不再被当成天然的国家垄断；让家庭、私人组织和企业重新承担责任；同时分清服务消费者的企业家与依附政治权力的承包商。个人能做的也许不多，但至少可以说出这些差别。国家仍依赖公共舆论，而公共舆论可以改变。只要这一点尚未消失，反对寄生关系、为退出权和自愿合作辩护，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。
汉斯·赫尔曼·霍普（Hans-Hermann Hoppe，1949—）是德国出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哲学家，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经济学荣休教授，财产与自由协会创始人兼主席。他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及社会学、经济学教授资格，1986年赴美并与穆瑞·罗斯巴德长期共事。其研究涉及行动学、私有财产、社会主义比较、国家与民主批判以及安全服务。代表作包括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论》（A Theory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）、The Economics and Ethics of Private Property 与 Democracy: The God That Failed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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